原來上一次的空白是2016年。2016年，我只記得因為焦慮症進了幾次醫院，書差點讀不下去，和一個柔道男莫名其妙地交往了快一年，無疾而終。那段關係一想到我就覺得窒息，浪費時間，毫無意義。
2010年初，我和我媽談到一個跟我年紀差不多的女生媽媽去世了，話音剛落就被我媽突如其來的哽咽聲給嚇到，「你也可能沒有媽媽了」，她泣不成聲。手術後，醫生走向我和爸爸，面帶笑容地說道「恭喜！沒有長東西。」之後媽媽再也沒有複查，我當時也不知道複查是用來幹嘛的。
2020年8月，爸媽突然說媽媽過兩天要做個手術，媽媽住進了單人病房，只是說有點便秘，還跟我開玩笑，「巨大囊腫」、「還巨大咧」、「沒什麼」、「割掉就好了」。我隱約記得媽媽對病房還算滿意，說病房有窗戶，她還「多交了200多塊錢」，像在麗星郵輪度假一樣。
手術當天下午本來說幾個小時就好了的，等了半天沒有任何消息，我急急忙忙地打了電話給我爸，電話那頭卻是我小姨的哭聲，說我媽在ICU，手術大出血。爸爸等了一夜沒睡覺，第二天媽媽在ICU醒了，一醒就開始自動自發做起抬腿運動，跟護士嚷嚷著要住進普通病房。如她所願，第二天就轉入普通病房，小姨照顧她。後來媽媽一直有流液的問題，複查時跟醫生提到他們也沒當回事，說是正常，竟然也沒有照超聲波檢查。
媽媽2021年初，說發燒了，尿不出來。這時候我的焦慮症逐漸惡化，時常喘不過氣，看心理醫生，崩潰，循環。3月31日，爸爸發了條簡訊給我，說媽媽確診癌症，要我回家看看她，她情況不好，而且拒絕再次手術。
我至今都很難回憶當時我是怎麼在疫情和沒有疫苗的恐懼中打包回國的。隱約在混亂中訂了幾張機票，申請的人道主義簽證過了一個月才批下來。在悉尼做了pcr和血清，直飛廣州。我吃了醫生提前開好的diazepam，在飛機上看了無數的sadhguru影片。
2021年4月25日，我開始了為期14天的酒店隔離。媽媽最後決定手術，預後不明。爸爸說醫生會把媽媽的腹部切開，如果可以動的話，就會動，如果難度太大會危及生命，就會關上然後「等死」。隔離第5天，媽媽手術，大白說我出不去，一定要等到14天過去。我當天又吃了半片diazepam，怕我會接受不了最壞的結果。記得我當初堅信，如果她能撐過手術，我一定會想辦法幫她復原，我以為我能做些什麼。
媽媽奇蹟般的撐過了手術，之後在加護病房又住了5天，中間雖然有低燒但終究燒退了。媽媽病情穩定後我開始負責繁瑣的出入院和跨省醫保的相關文書。醫院的前台一個個似乎都持有絕對權利，隔著玻璃窗冷靜熟練地敲打著鍵盤，時不時不屑的眼神，一邊看著電腦銀幕一遍遍對我們說著冷漠的話。
我第一次見到媽媽，本來媽媽在病房休息，一聽說我回國了，要求護工和小姨攙扶她出來。隔著醫院病房門的小玻璃，只見她行走艱難，然後我們的眼神交會，看到她的嘴唇在動，哭了。我大聲地叫「媽媽」，看到她哭我馬上收回眼淚，舉起拳頭說「加油！」。見媽媽的嘴角稍微翹起，她也堅定地點了點頭，回道「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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